• 四十个春秋的孜孜以求——深切缅怀为周恩来研究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刘焱教授□徐 行

    刘焱教授是全国最早从事周恩来研究事业的老前辈之一,为周恩来研究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在国内外周恩来研究领域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1979年刘焱教授担任了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并兼任该所周恩来研究室主任,这是经教育部批准的全国第一家周恩来研究的专门学术机构。从那时起刘焱教授就从事周恩来研究,至今已历经四十个春秋,勤勤恳恳、孜孜以求,从未间断过。 在周恩来研究领域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四十个春秋的孜孜以求,刘焱教授不但为我们树立了兢兢业业、刻苦治学的榜样,也在国内外周恩来研究领域奠定了其学术地位。他生前共出版了有关周恩来研究的专著、论文集、资料集10部(包括合编、合著),发表相关文章90多篇。其代表性的学术成果主要有: (一)专著《周恩来与毛泽东思想》(刘焱、杨士钊主编,重庆出版社1993年出版)。这是刘焱教授主持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研究成果,是全国第一部比较系统和全面地论述周恩来与毛泽东思想关系的专著。本书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新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教科技和知识分子、外交工作、党的建设、领导艺术等方面,论述了周恩来对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贡献。在刘焱教授指导下,我撰写了其中的一章。该书受到国内外同行的好评,曾获天津市社科研究成果奖二等奖。国家社科规划项目鉴定组的鉴定意见认为:本书“首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周恩来对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贡献,填补了国内外这个研究领域中的空白”,在许多方面“都提出了创见性的正确观点,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居于领先地位”。 (二)文献汇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上下卷(刘焱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这是刘焱教授主持的天津市“七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的研究成果,是根据周恩来研究室诸位研究人员,多年来从各地收集的大批珍贵文献和陆续发现的周恩来手稿整理编辑成的。书中收入了周恩来自1912年10月至1924年6月的文稿(包括作文、论文、日记、通讯、书信、诗词、纪事、小说、演说、宣言、通告、启事等)共三百多篇,另有附录四篇。这是迄今为止收录周恩来早期著作最多的一部文集,全面、系统、真实地记录了周恩来早期的思想发展历程。据刘焱教授的第一个研究生邵建红回忆:编写和修订这部文集是件非常辛苦且细致的工作,三百余篇文稿全系手稿或刊印初稿,为保持文稿原样,逐一誊抄认真校勘,刘焱教授一丝不苟地辛勤工作,不知耗费了多少精力,终于为探究周恩来早年思想和实践提供了难得的文献依据,弥补了国内外学术界这一研究的空白。 (三)论文集《中外学者论周恩来》(刘焱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该书是1988年10月南开大学举办的第一届周恩来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刘焱教授亲自领导筹办了这届学术盛会,有来自中国和美、苏、日、朝、英、法等国的近百名专家学者与会。会后,刘焱教授认真遴选和整理出参会的76篇文章编入论文集中。其中不少论文提出了独到见解,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该书较为全面地反映了1980年代,国内外周恩来研究的总体学术水平和成果。 (四)论文集《周恩来研究文集》(刘焱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该书是为纪念周恩来逝世40周年,经南开大学征稿、立项并资助出版的,在时任校史研究室主任的张建教授和博士生孙元的帮助下,用了近两年时间完成。当时刘焱教授已90高龄,仍天天坐在写字台前认真整理书稿。全书精选了其多年来公开发表关于周恩来研究的44篇文章汇编成集,其中有些是很有影响的,如《关于周恩来入党时间的探讨》一文,刘焱教授通过梳理大量事实,考证出周恩来是1921年入党的,是党的创建人之一,改正了此前周恩来追悼会悼词中1922年入党的提法。该文1984年在《南开学报》上发表后,刘焱教授又将此文寄给了时任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和中组部、中央文献研究室。1985年中央批准了中组部关于重新确定周恩来入党时间为1921年的报告。此后,国内外学术界都采取了这一新说法。 (五)关于周恩来研究的代表性文章。40年来刘焱教授写了许多关于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究的文章,几乎涉及周恩来研究的方方面面,包括早年思想的发展过程、入党时间、武装斗争与军队建设、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主张、新中国的外交、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教育事业、行政管理、统一战线和祖国统一、周恩来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周恩来的历史定位等等,分别发表于《人民日报》《党的文献》《近代史研究》《南开学报》《天津师大学报》《党史资料与研究》《苏州大学学报》《理论与现代化》等报刊上,以及《中外学者论周恩来》、《二十一世纪周恩来研究的新视野》等论文集中。刘焱教授晚年精心写成的一篇代表作,是在第四届周恩来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论周恩来的历史地位》一文,该文根据大量史料和多年研究心得,对周恩来的历史地位作了全面总结和评价。他对周恩来的总评价概括为20个字:开国元勋、建国首功、公仆楷模、世纪伟人、是人非神。 40年来刘焱教授始终秉持严谨治学、论从史出的风格,其对周恩来的研究呈现三个特点:一是科学性。他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将历史人物放到历史背景下去分析,力求做到史实准确,言之有据,评价客观。二是学术性。他用了很大精力去搜集、整理原始资料,经过认真鉴别和考证,写出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著,提出了他的独到见解,有着较高的学术价值。三是全面性。历经四十载的孜孜以求,不懈耕耘,他从未间断过周恩来研究工作,其所研究的范围相当广泛,几乎包括了周恩来一生各个时期的各个方面,他确实在周恩来研究领域作出了杰出奉献。 为推进我校周恩来研究事业发展作出贡献刘焱教授不但是南开周恩来研究事业的主要开创者之一,而且几十年来还是南开周恩来研究事业的领导者,他带领了一批中青年教师和学生一起,推动周恩来研究事业向纵深发展。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起,刘焱教授在全国首次招收周恩来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首开“周恩来生平与思想研究”“周恩来著作选读”“周恩来研究专题讲座”等研究生专业课。他还指导了美国和日本专门来我校进修周恩来研究的大学教师和研究生。至今,我校仍是全国能够招收周恩来研究专业方向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唯一高等院校,已培养出数十名周恩来研究专业方向的研究生。 刘焱教授不但身体力行,四十年来勤勤恳恳地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还十分重视周恩来研究的国内外学术交流,在他的领导下,南开大学周恩来研究室和周恩来研究中心先后接待过美、俄、日、英、法、瑞(士)、加、澳、朝、韩、印、新(加坡)等10多个国家和台湾、香港地区的10多个大学以及学术单位的来访学者,与国内外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为推动周恩来研究向国际发展,扩大我校在这一领域的学术影响,在周恩来诞辰90周年前夕,经刘焱教授倡议,学校上报教育部批准,以我校为主办方,邀请全世界从事周恩来研究的知名学者,召开了第一届周恩来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自1988年至2018年,我校共主办了五届大规模的周恩来研究国际盛会,每次会议都邀请到来自美国、俄国、日本、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洲、亚洲其他一些国家的知名学者,以及我国大陆、台湾、香港地区的专家上百人参会。会议提交和发表的论文,代表了国际周恩来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最高水准。每次会议都得到了人民日报和人民网、新华网、光明日报和光明网、中国日报等多家主流媒体的报道。刘焱教授亲自领导筹办了1988年召开的第一届和1998年召开的第二届周恩来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他还参加筹办了2008年召开的第三届和2013年召开的第四届研讨会。2018年,为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筹备第五届周恩来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时,刘焱教授已经90高龄,因身体原因不再参与具体筹办工作,但仍非常关心会议各项准备工作的进展,时常打电话向我询问会议筹备和召开的情况,并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议。 刘焱教授对南开周恩来研究事业发展的另一重要贡献,是积极建议并和其他老师一起促成了我校周恩来研究中心的成立,并从成立起一直领导了中心的学术研究工作。到1990年代中后期,我校的周恩来研究事业已开展了近20年,不但有周恩来研究室的师生在作专业研究,当时在历史系、马列教学部、中文系、哲学系、高教所、图书馆和校党政机关里,亦有不少教师干部在作周恩来研究。刘焱教授力主在原周恩来研究室基础上整合全校研究资源,成立跨学科的全校性的研究中心,以推动我校周恩来研究事业的持续和扩大发展。在他和一批热衷于这项事业的老师与研究生们的共同努力下,在校领导的大力支持和时任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的李琦同志的鼓励下,1997年学校批准成立了南开大学周恩来研究中心,其成员包括了历史、马列、中文、哲学各个学科从事周恩来研究的老师和高教所、图书馆、行政部门的研究人员与干部。王永祥老师、孔繁丰老师先后担任了中心主任,刘焱教授一直担任中心的学术委员会主任,负责领导中心开展学术研究和国内外学术交流工作。他始终关心和指导着中心的学术研究工作,直到病逝前几个月,他还给我打电话讨论他最新出版的专著中的一些问题,希望我找一个研究生帮他做些打字和文稿整理工作。他不顾94岁高龄,提出还要继续研究以前尚未研究透的某些关于周恩来的史实,并打算写本回忆录。 40年来刘焱教授承担过国家社科项目和多项省部级科研项目,曾6次获得全国及天津市哲社优秀成果奖的荣誉和奖励。2019年是新中国诞生70周年,他获得了共和国70周年纪念章。其事迹还被列入《中华人物辞海》、《中国高科技人才大辞典》、《世界文化名人辞海》等辞书。 刘焱教授一生为人光明磊落,坦诚正直,四十个春秋,孜孜以求,刻苦治学,赢得了广泛社会影响和赞誉。当刘焱教授不幸病逝的消息传来,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沉痛地表示:“刘教授的不幸仙逝是周恩来研究事业的极大损失。”全国周恩来研究会会长闫建琪认为:“刘老去世,让我们又失去了一位周恩来研究的前辈。刘老是对周恩来研究有过重要贡献和取得重要学术成果的一位令人敬重的学者。他还是一位组织周恩来研究队伍的重要的发起者。” 我校周恩来研究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领导者之一、敬爱的刘焱教授的不幸仙逝,确实是我校乃至全国周恩来研究事业的一大损失。今天,我们深切缅怀刘焱教授对周恩来研究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应该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努力完成其未竟的事业,不断推进周恩来研究向纵深发展,为全国乃至全球周恩来研究事业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 深切怀念刘焱先生□徐悦

    与刘焱先生的交往始于2014年。是年末,为纪念平津战役暨天津解放66周年,刘先生应邀赴平津战役纪念馆参观并接受访问,我作为校史研究室工作人员陪同前往。正是此次随行,使我有机会聆听先生讲述了一个馆藏记事本背后的故事,才得以知晓先生在历史学院教授、周恩来研究专家之外的另一重身份——解放前任中共南开大学地下党总支书记。 刘焱先生于1926年出生在云南省楚雄市,1946年参加中共领导的民主青年同盟,1947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在党的指示下,由中法大学报考南开大学插班生,录取后进入文学院哲学教育系学习,并于当年10月起担任中共南开大学“南系”地下党支部书记,与沙小泉担任书记的“北系”党支部协调配合,开展工作。1948年11月,根据中央指示,天津各系统地下党组织合并,以加强统一领导,迎接解放。按照上级决定,南开大学南、北系地下党组织合并,成立中共南开大学总支委员会,任命刘焱为总支书记,直至1949年7月他离开学校到市里任职。新中国成立后,刘焱先生历任天津市学联主席、华北学联副主席、中共天津市青委常委、市委国际活动指导委员。被平津战役纪念馆珍藏的这个记事本,就是他担任南开大学地下党总支书记期间随带身侧的工作记录本。 至今仍清晰记得刘先生在摆放记事本的展柜前给大家讲述往事的情景,他那严肃的神情、平稳的语调,仿佛将我们重又带回当年地下斗争的岁月。先生告诉我们,天津解放前,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和统一部署下,南开大学地下党在建设地下交通站、开展上层统战工作、搜集天津军事情报、保护校舍校产等方面,做了大量艰苦而富有成效的工作。这个记事本上记有南开大学地下交通站护送革命师生和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去的联络暗语;天津解放时在校中共党员和“民青”成员组织系统名单表;南开地下党总支在全国解放前秘密召开的十几次会议纪要;1949年3月他参加全国第十四次学生代表大会时,到会来宾叶剑英、罗荣桓、许德珩、李济深、李德全、郭沫若、马叙伦7人的亲笔签名。无疑,这个小小的记事本是我们了解天津解放前后,中共南开大学地下党组织及其活动的一份重要历史资料。回来后,我把刘焱先生的故事讲给研究室同事听,大家惊叹之余对先生肃然起敬。我将访问资料整理成文,题为《一个珍贵的南开地下党记事本》,先生阅后,甚感高兴。 之后,为深入了解中共南开大学地下党组织的详细情况,校史研究室安排专人多次上门拜访刘先生,先生总是不厌其烦,热情接待。他给我们讲述参加革命的历程,讲南开地下党组织在斗争中的发展壮大,讲党领导下学生运动的开展,也讲地下党员们随时可能面临的危险和不能缺少的气节教育。因早年参加地下斗争工作要求,刘先生锻炼出了很强的记忆力,且由于后来从事历史研究的专业素养,先生很重视存史,并养成了存史的习惯。正因如此,先生在为我们讲述南开往事的同时,还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宝贵资料。 在与我们谈校史的过程中,刘先生产生了编纂解放战争时期南开大学学运史料的想法。2015年4月3日,先生将我们叫到家中,语重心长地说道:“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南开革命师生在上级党的领导下,发扬光荣的爱国传统,舍身忘我地在第二条战线进行战斗,为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中国贡献了一份力量。这是南开校史中的光辉一页,应该如实地记录下来,我觉得我有责任完成这项工作。”彼时,刘先生已是89岁高龄。 加强南开大学党组织发展史研究是校史研究室的一项重点工作,也是学校党委多次嘱托的任务,而且刘先生无疑是主持这项工作的最佳人选。经报主管领导,要求我们全力配合刘焱先生完成此项工作,并将研究成果纳入校史研究丛书由党委专项资助出版。先生知悉后,深感欣慰。 史料汇编是个浩繁工程,从项目启动到最终付梓,这部书稿编纂时间长达4年。其间,从拟定大纲到确定入选资料范围,从文章编目到文稿审核,每个环节,刘先生都亲自上手,严格把关。为减轻先生的负担,校史研究室主动承担了入选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电子录入工作,并安排学生助管、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孙元专门协助先生处理文稿编纂过程中的相关事宜。四年寒暑,五易其稿,至终稿在2019年送交出版社时,先生审读的稿件已累积了厚厚的好几摞。 书成,定名《解放战争时期南开大学学运纵览》。这部凝结了刘先生无数心血的作品,是诚意之作、责任之作、使命之作。先生在前言中写道:“谨以此书向五四爱国运动和南开大学建校10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和天津解放70周年这四个盛大节日献礼。”犹记得先生看到书稿的那一刻,发自内心的微笑。 近几年,由于身体原因,刘先生已鲜少外出活动,凡有问题需要讨论,就召集我们到家中开短小会议,也因此能时常听到先生教诲,自觉受益匪浅。先生常说,做人应光明磊落、坦诚正直,治史应严谨求实、敢讲真话。先生已逝,但言犹在耳。谨以此文向先生致以深切的怀念和诚挚的敬意。

  • 人至期颐亦不休 留作后人好模范——记刘焱先生二三事 □孙 元

    在南开大学求学期间,我遇到过许多敬重的老师,刘焱先生便是其中一位。受校史研究室安排,我于2015年春来到刘焱先生身边,先后协助先生整理完成了《周恩来研究文集》《解放战争时期南开大学学运纵览》等著作,直至2019年毕业。多年来先生耳提面命,使我获益匪浅。惊悉先生高龄逝世,回想起先生的教导,谆谆教诲言犹在耳,谨此录下与先生交往中的些许片段,以资对先生的怀念。 未见先生前,我便了解到刘焱先生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天津地下党学委委员、南开大学党总支书记,是一名“身经百战”的老共产党员。随着与先生接触加深,我愈加感受到先生身上的老共产党员特质。刘焱先生晚年总是带着很强的责任感在工作,他常常说,完成这些校史编研课题,是作为一个亲历解放战争的地下党员的责任,是他晚年为党、为学校所做的最后工作。有一次去先生家中,我发现他正在看文件,当时正值党内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先生读的是天津市一位领导的动员部署讲话。我顺口问了一句,您这么大年纪还在学习吗?先生答道,当然要学习!由此可见先生的政治本色。刘焱先生曾对我讲述过一段往事:天津解放前夕,学校护校以及迎接解放的工作十分繁忙,他的饮食和作息很不规律,因此身体很不好。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先生便病倒住进了医院,因他是云南楚雄人,在天津没有什么亲人,于是市青委的同志便轮流来照顾他。经过半年的休养,先生才恢复健康,重返工作岗位,他十分感激大家的帮助。我想,历经地下斗争的残酷考验,以及集体的关怀和支持,才铸就出先生的坚定信念与坚强党性。 刘焱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界的著名学者,而我硕博阶段所学的是中共党史专业,因此在学业上也得到了先生的指导。我硕士阶段作的毕业论文选题是“天津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建立”,刘焱先生作为时任天津市学联主席、首届会议代表,给我作了宝贵的口述史访谈。先生对待历史极为认真,在《解放战争时期南开大学学运纵览》一书的编纂过程中,常常指出原有校史著作中存在的讹误,并在新著中详尽解释说明,力求还原真相。刘焱先生常说,一个问题不怕已经作过研究,而应反复思考,才能有新的突破。他以自身从事周恩来研究为例,阐述过这个道理。关于周恩来在“农村包围城市”这一中国革命新道路开辟中的作用,先生曾写过多篇文章,每一篇都比之前文章的研究更深入、更完善。学而不厌,孜孜不倦,笔耕不辍,是先生晚年治学的真实写照,也激励着青年学子在学术道路上不断钻研、求索。 刘焱先生一生几经风雨,但他一直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尤其是受冲击的岁月,他仍不失豁达之心。先生曾向我讲述过他在“文革”期间的两件事:一件是“文革”初期,先生被下放到“牛棚”中,当时管理并不严格,先生想到解放那么多年,尚未饱览祖国大好河山、了解国家建设成就,未免觉得遗憾。于是便偷偷“溜”出“牛棚”,坐火车南下,在山东、江苏、上海等地一路游历,方才了此心愿。另一件是在“文革”中的一次批斗“走资派”大会上,先生被拉去“陪斗”,有一名学生跑出人群,握着他的手说,“你永远是我的老师”。对于人生的曲折经历,很多人讳莫如深,但先生却毫不介怀,亦可从中知晓先生明月入怀、胸襟坦白。刘焱先生生前常对我说,治史应严谨求实、敢讲真话;做人应光明磊落,坦荡正直。这句话深刻概括出刘焱先生一生治学、为人的品格风范。先生虽已长逝,但他的事业永存、精神永存。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相较于先生一生的奋斗,再多的文字也显得苍白无力。谨以拙文献瓣香,我也愿在党史和校史研究领域继续努力,略尽绵薄,以不负先生的教导之恩。

  • 图片新闻

    ①平津战役纪念馆珍藏的南开地下党记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