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至期颐亦不休 留作后人好模范

——记刘焱先生二三事
□孙 元

    期次:第1399期   




  在南开大学求学期间,我遇到过许多敬重的老师,刘焱先生便是其中一位。受校史研究室安排,我于2015年春来到刘焱先生身边,先后协助先生整理完成了《周恩来研究文集》《解放战争时期南开大学学运纵览》等著作,直至2019年毕业。多年来先生耳提面命,使我获益匪浅。惊悉先生高龄逝世,回想起先生的教导,谆谆教诲言犹在耳,谨此录下与先生交往中的些许片段,以资对先生的怀念。
  未见先生前,我便了解到刘焱先生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天津地下党学委委员、南开大学党总支书记,是一名“身经百战”的老共产党员。随着与先生接触加深,我愈加感受到先生身上的老共产党员特质。刘焱先生晚年总是带着很强的责任感在工作,他常常说,完成这些校史编研课题,是作为一个亲历解放战争的地下党员的责任,是他晚年为党、为学校所做的最后工作。有一次去先生家中,我发现他正在看文件,当时正值党内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先生读的是天津市一位领导的动员部署讲话。我顺口问了一句,您这么大年纪还在学习吗?先生答道,当然要学习!由此可见先生的政治本色。刘焱先生曾对我讲述过一段往事:天津解放前夕,学校护校以及迎接解放的工作十分繁忙,他的饮食和作息很不规律,因此身体很不好。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先生便病倒住进了医院,因他是云南楚雄人,在天津没有什么亲人,于是市青委的同志便轮流来照顾他。经过半年的休养,先生才恢复健康,重返工作岗位,他十分感激大家的帮助。我想,历经地下斗争的残酷考验,以及集体的关怀和支持,才铸就出先生的坚定信念与坚强党性。
  刘焱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界的著名学者,而我硕博阶段所学的是中共党史专业,因此在学业上也得到了先生的指导。我硕士阶段作的毕业论文选题是“天津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建立”,刘焱先生作为时任天津市学联主席、首届会议代表,给我作了宝贵的口述史访谈。先生对待历史极为认真,在《解放战争时期南开大学学运纵览》一书的编纂过程中,常常指出原有校史著作中存在的讹误,并在新著中详尽解释说明,力求还原真相。刘焱先生常说,一个问题不怕已经作过研究,而应反复思考,才能有新的突破。他以自身从事周恩来研究为例,阐述过这个道理。关于周恩来在“农村包围城市”这一中国革命新道路开辟中的作用,先生曾写过多篇文章,每一篇都比之前文章的研究更深入、更完善。学而不厌,孜孜不倦,笔耕不辍,是先生晚年治学的真实写照,也激励着青年学子在学术道路上不断钻研、求索。
  刘焱先生一生几经风雨,但他一直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尤其是受冲击的岁月,他仍不失豁达之心。先生曾向我讲述过他在“文革”期间的两件事:一件是“文革”初期,先生被下放到“牛棚”中,当时管理并不严格,先生想到解放那么多年,尚未饱览祖国大好河山、了解国家建设成就,未免觉得遗憾。于是便偷偷“溜”出“牛棚”,坐火车南下,在山东、江苏、上海等地一路游历,方才了此心愿。另一件是在“文革”中的一次批斗“走资派”大会上,先生被拉去“陪斗”,有一名学生跑出人群,握着他的手说,“你永远是我的老师”。对于人生的曲折经历,很多人讳莫如深,但先生却毫不介怀,亦可从中知晓先生明月入怀、胸襟坦白。刘焱先生生前常对我说,治史应严谨求实、敢讲真话;做人应光明磊落,坦荡正直。这句话深刻概括出刘焱先生一生治学、为人的品格风范。先生虽已长逝,但他的事业永存、精神永存。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相较于先生一生的奋斗,再多的文字也显得苍白无力。谨以拙文献瓣香,我也愿在党史和校史研究领域继续努力,略尽绵薄,以不负先生的教导之恩。